现在我傍晚散步总会把去马德里河边视作我最好的线路，尽管路途最远。因为马德里河离路易斯住处最近。那条会经过两个公园的路线还有一座跨越地铁轨道的天桥，之后就是那片去年我与A看过一次露天电影的空地。去年那个夏夜，为了给我御寒(那几天天气很凉，晚上温度很低)，A把巴掌撑开捂在我穿短裤而大面积暴露的大腿上，这个姿势让他做得很别扭，可他保持到了电影结束。他可能一直在犹豫要不要索性把我抱在怀里。他怕我拒绝。但又非常想这样做。第二天我们又去了另一家露天电影院，一个艺术中心的空地上，看的是库布里克的《2001年太空漫游》，电影看到一半，他忽然有点失望地盯着我叫起来：呵，你今天严防死守呢。

　　那晚我穿了条长裤。

　　这就是去年夏天。我们之间有很多美好的记忆。今年入夏我们只见过一次，在我们去年听音乐会的一家公园听了一场纪念登月五十周年的主题音乐会。我们坐在草地上，天气很热，离主席台很远，是众多盘腿坐着的观众中的一员，他一边听一边用舌头舔湿手里的卷烟纸。有时候我们靠得很近，膝盖就像即将出事的车辆那样彼此失控地碰触着，有时候他只是躺在我一侧连番打着哈欠。最后分别时我们俩在地铁里吻了吻彼此的脸颊。

　　一个星期后他搬到新住处，然后就再也没有联系。

　　时间过得飞快。可能在路易斯那里它运行的速度反而慢了，因为他有比以前更多的时间一个人坐在阳台上。现在我不在那儿看书了，他失去了傍晚给我调配冰激凌的机会，也不再有等待A回来的日子，而他原先寄予热情的内拉待他也一天比一天冷淡。路易斯经常在内拉还没下班时就把自己关进了梦乡，等早上从墓地散步回来时内拉已起床去雇主家了。两人正好错开。到了周末，五十出头的内拉打扮得漂漂亮亮去见她的朋友，路易斯则和往常一样上午去咖啡馆，中午和下午一个人坐在客厅里看电视。何塞不在家让两人单独相处的时间陡然增多，但一切都与之前一样。

　　没有什么变化。

　　这段生活让我学会了拒绝任何多愁善感的东西，但从我的角度来看，这种东西仍旧很多。

　　我一写东西就面临危险。或者说一写这段生活就存在着危险。因为那是通过我自己多愁善感的眼睛来看待他们。就像门罗在小说《家具》里写的：看着词语像铁丝网一样不断增加，错综复杂，令人迷惑，使人不安——与丰富的物品、食物、花朵、编织的衣服，与其他女人的家庭生活背道而驰。越来越难说它到底值不值。

　　我写下的那些词语的铁丝也在我身上绞缠起来，让我碰触不到我写的那些人的真正性情，碰触不到他们在离开我的电脑屏幕后面的生活。马德里不大，可是有时候所有的东西都会绞缠起来，过去、现在， 友谊不像友谊、好感不像好感的感情，前年、去年和今年的夏季，未来，我自己的写作理想、路易斯六本未出版的诗集、摩洛哥女人终止在60页上的传记小说、米盖尔(我现在的房东)发表在网上的建筑随笔、A的免费戏剧课、何塞那些乌托邦音乐专栏……空间的经纬度和时间的经纬度交织起来，在我电脑屏幕上闪烁着，却带不来任何务实的东西。

　　我等着夏季过去，因为夏季是最寂寞的。很多人都因为炎热离开了马德里，在这样的天气里我也一事无成。我等着秋季开学，等着乱糟糟的校园课堂，然后是圣诞节，然后是元旦，然后是又一年。

　　我等着时间。

　　非爱，亦非友谊。

　　我在A的房间里辨出了刚刚过去的那一年的时间：我曾经睡过几天的铺在他新床垫上的玫红和深蓝相间的被罩和床单，他经常在阳台上与我一起晾晒的带红圆点的紫色浴巾，我坐过几天如今显得有些凌乱的铁艺玻璃桌(那张玻璃桌曾经是路易斯公寓里唯一时髦的家具，他搬家时就带过来了)。他房间很小，窗户推出去是一个狭窄的小天井，光线不多，左边紧挨着厨房，右边是卫生间，往右边再过去一点是他朋友的主卧室，主卧室是开放式的，连着客厅，如果朋友带女的回来，“啪啪啪”没有任何隐私可言。

　　我不知道他是否有时也加入那种活动，如果他那朋友约了女友上门的话，是否也会顺便帮他约一个。

　　约炮很常见。我有一个中国留学生女友，才20岁出头约炮友已成为她社交生活的一部分了，纯粹是为了寻刺激，或者是为了纾解压力。她还向我总结心得：千万不能和炮友产生感情。

　　我与A在一起从不谈论这个。

　　两周前我去看了他的演出。我终于可以在舞台上见到他，而不是我们曾经合租的公寓或者露天电影院露天音乐会之类的，但快演完时我才看到他出场，和他另一个同事，扮演的是两个不起眼的士兵，驭驶着两匹带轮子的表情呆滞的木马。他摘下头盔我就知道是他，尽管被主角挡住了小半个身子。我还熟悉他那有些灰白的胡子，它让他的俊俏加进了几分沧桑的色彩，但他的脸在他那些貌不出众的同事中不是一般的醒目。到了谢幕时，忽然，本已与另一士兵进去的他从幕布边窜出来，朝观众席上使劲挥手，就像在大街上与人快乐而无忌惮地打招呼。我怎能不知道？！他把手举得这样高正是为了让我看到。

　　我一点都不在意他是否演主角。事实上我对他们这一行根本没有兴趣，尽管我自己也修过一些戏剧课，但我觉得他如果只是一个幕后人员甚至场记都比演员会更好。从巴斯克国立大学社会学毕业后他在一家跨国公司工作了五年，然后不知怎么的中了戏剧的邪，又去大学修戏剧课，之后去了毕尔巴鄂的一个小剧团。我猜想他可能不想浪费自己这张帅气过头的脸，他是我三年来见过的最为英俊的西班牙人，脸上没有一块肌肉或者一根毛发是多余的，如果有缺点，所有的缺点也是为了最后凑成他的完美形象。我非常坦率地对任何我认识的人承认我对他几乎是一见钟情，从第一眼看到他我就有点喜欢他了。

　　因而正是好色一点一点地啃噬着我最近这一年的定力和理智，我几乎每天都会花一点时间去想他，我还经常盯着WhatsApp上他的头像，希望他会忽然问候我。

　　事实上他很少主动联系我。我们见面时会有一些亲密的身体关系，但他很少像别的朋友那样对我嘘寒问暖，他还批评我写的东西赘语太多，应该也包括WhatsApp上的留言。因而我与他说话不论是现实中还是WhatsApp上都是干巴巴的，但他肯定知道这不是我的本性，而我也知道他并非像看上去的那么放浪不羁，他内心敏感得像一口发酵池，任何东西投进去都会起情绪的泡沫，但他非要在人前至少在我面前摆出一副叛逆者的模样。我们俩的关系其实就像一段弹簧，总是你进我退，也就是说，如果这几天近了接下来一段时间必定会远远地弹开，之后，在我的主动下又忽然靠近……

　　时间就这样一天天过去了。我们合租公寓已是几个月前的陈年旧事了，搬到这里后我很快成了这个区地道的公民，我熟悉这里的角角落落，从我租住的公寓到学校最近的小路也成了我自家花园的一部分，每周至少有一天，下午我会穿过只有我知道的去文学系最近的线路，如果没有课，傍晚，我则会沿相反的方向去散一个到两个小时的步。在去学校的一段下坡路上，有两个黑人每天都会在那里等候车主，因为树林里有个停车场，他们收取很微薄的服务费，帮他们引车和拿取东西，仅够的食物使他们能在这里生存下去并有力气等待未来更多的机会。林荫路再过去就是一系列的科研机构和大大小小更多的小树林，然后是没有大门的我们的学校。我的偶像奥尔特加就在其中的一个小树林里一动不动地站着。不知为什么我从未认真去找过他的雕像位置，光知道他每天在那里凝视我们就够了，只要他在，我在这里的一切行为就会变得合理，哪怕是对一个不合适的人的迷恋——因为我做什么都是在他的视线范围内。他文字里的磁力会把一切都吸附过去并对我们进行判断，经他判断过的世界才会清晰和让人信任，包括与他隔了大半个世纪的我现在的现实——奥尔特加有些用来审视世界的东西用上几个世纪都不会旧。他的哲学体系是一个既观点清澈又句式豪华的景区，去过那里一次后，文学公园就变得破破烂烂了，但目前我只能待在被文学辖管的小房子里。他在我现在就读的大学授过好几年的课，因而附近有一个全西班牙最权威的奥尔特加研究所——其实文学系对面就是哲学系。在战乱年代，这里曾是他的庇护所，他在这里写下他很多作品。我现在有限的西语书藏书里，一大半是他的。我经常防备自己一张嘴就要说“奥尔特加如何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