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一个表达，自由、平等，或公平、正义这些观念是由人类的共同感知与情感所塑造的观念，自由、正义这些观念在进入制度化的形态之前，常常蕴含着极其强烈的情绪，与其说自由是一种自由的概念及其规范，不如说首先是一种天赋的自由情感、饱含着主观性与尊严感的自由意志；公平、正义与其说体现为一种无情的法律程序，不如说是一种强烈的正义之情的法律表达。因此，关于自由、正义、权力的陈述总是包含着深切的感知、激烈的情感体验，这些概念中无不蕴含着愤怒之情与不平之鸣。然而，这些观念中所蕴含着的、合理的情感因素并不由此直接导向一种未经观念认同或感知反思的行动。在现代社会，某种激烈的情感经验与情绪体验，如不平之气、愤怒之情，并不能直接自我授权，采取暴力行动进行自我授权的私自执法。被个人或某个群体体验到的情感，须寻求其他群体的社会情感或人类共通感的认同，寻求普遍观念的支持，而且在情感、感知、观念之间，最终在观念形态与制度形式之间建立起一种基于契约的行为模式。退回来，以理想化的方式说，这意味着，每一个人遭遇的不幸、不公与痛苦变成了一个政治共同体的情感经验；每一个人的正义诉求变成了社会的共同诉求；而每一个体受到的伤害，都伤害了共同体的共同情感与共通感，都变成了共同体的一份责任。

　　嫉妒、怨恨以及仇富诸种偏执情感中也有着公平观念的不合法表达，然而并非是完全不合理的。因为，并非所有现行法律都符合法理。这些情绪在塑造公平、正义的社会概念中有时具有建构性的作用，也携带着破坏性的力量。这些负面情感被认同的程度，既取决于限度也取决于表达方式。

　　情绪，情感，或许在历史的某个瞬间出现于诗人的愤怒中，出现于读者短暂的共鸣中，但从未出现在观念史与制度史的实践中。而一种社会情绪的百年孤独，只存在于恩典与暴力的竞价，存在于孤独的体验与默默地耗尽。情绪除了呐喊、号叫与嘶喊，似乎从未获得过言语，从未形成过共同的道德感知，更未塑造出社会共同体的观念。即使历史瞬间出现过的社会性激情也在自行枯竭。枯竭在没有流向、没有运动的状态，枯竭在没有感知的盲目性之中，枯竭在没有观念支持的一阵躁动与喧哗之中。情绪枯竭在几乎没有符号与表征的状况——除了永不消退地呈现在人们焦虑不安的面孔上。

　　观念的物化在某种意义上意味着观念背离自身。物化的观念在某些时刻是观念的现实化，更多的时候则是观念的异化。在某些时刻，不是观念的反思特征而是非反省的观念拥有支配性力量，是观念的可见性与情感内涵激发了观念的现实能量。

　　在诗歌话语中，首先出现的是某种感知，某种可以被描述为微知觉、微观知觉的感知；除非是在浪漫主义或抒情主体的诗歌中，情感仅仅出现在某种感知状态，情感是以“情态”方式加以呈现而非直抒胸臆的表达。诗歌涉及的观念一般而言也是融解在情态之中出现。感知激发了情感，而情感之激发常常缘于某种潜在的观念：感知经验与观念相左或相合。比如，愤怒如果不是出于意识偏狭的话，就是出于心中的正义感受到了伤害。

　　但在生活领域，在艺术领域，我们是如此地渴望形象，渴望观念的形象化，渴望观念被人践行。在各自不同的领域或重叠的领域里，观念的形象化与寻求合理观念的制度化并不冲突。如果一切都是不可见的，如果一切观念——善，美，爱，友谊，正当，勇气……——都失去了可见性，世界就黯淡无光。

　　个人情绪中蕴藏着社会情绪，而世界的认知图景也要经由个人感知和依赖无数个体的陈述。在这一话语表述过程中，身处不同媒介方式的个人感知与话语表达构成了差异，信息话语和电子媒介更多地体现出一种对社会经验现场的外在感知。诗人是这样一种人，他似乎仅仅是在话语方式上远离而非感受力上远离现实世界，他甚至比媒体人更接近或深入这一经验现场。因为诗人携带着微观知觉，携带着他常常缘于更深远的历史视野与道德视野的情绪。

　　在一种社会观念成为被普遍接受的制度理念之前，诗人的情绪是(社会、集体)观念的前史阶段。

　　一个极其可疑的状况正在呈现：观念差异之大制造了社会的撕裂，人们的情绪及其所产生的情状却极其接近。事实上，一旦人们能够尽可能真实、公开地描述自身的真实经验，观念之间的差异就会缩小。

　　政治如果越来越神秘那就是灾难，法律如果有秘密那就是堕落。然而道德确然性依然会适当地停留在秘密中，美应该始终保持着自身的秘密。而诗歌就是让被我们的俗务——政治、法律、经济——过于拖累了的语言返回到自身的秘密中，闪烁。

　　该被无情地祛魅的是国家、政治与法律，应该复魅的是心中的爱、美与物的感性。道德情感在与前者相关联时应该清晰而符合论证逻辑，在与后者联结时，道德情感的表述应该使用的依然是修辞的语法。

　　一种思想不过是一种新鲜的比喻？或许有人可以整理出波德里亚思想中的一份修辞清单。“缺陷或衰竭：豹子的香气自身不就是一种缺陷吗？不就是其他动物们因眩晕而正在靠近的一个深渊吗？事实上，有神秘香气的豹子不过是死亡的震央，那些微妙的气息正好来自这种缺陷。诱惑，就是使人脆弱；诱惑，就是使人衰竭。我们正是通过自身的脆弱来诱惑别人，而从来不通过强大的权力或符号。我们在诱惑中使用的就是这种脆弱，这也是给诱惑以威力的东西。”(波德里亚《论诱惑》)

　　人不是通过秘密来诱惑吗？就像世界通过秘密对人的心智的诱惑。秘密已被蚀空。物质世界的秘密被莽撞的技术打碎了。内心的秘密被精神分析学的脚手架拆除了。唯他人的面孔是一个秘密。他人的眼睛里闪烁着秘密。

　　在写作最没有什么雄心的时候，语言也应该像一根纤细的柴草结晶着寒夜的秘密。这个修辞来自童年时代，在五十年后的一个夏末，怀着一种难言的善意想起冬天清晨路边沾满白霜的一根根柴草。

　　有什么是不能分解的？有什么东西像最终的实体一样不能再分解为更细小的元素？分解活动与逻辑将世界碎片化了，以至于一些美好的事物也变得不再那么迷人了。人的情感不是一种单一的激情，也能够分解为一种物质属性，或物质要素的等价物。友谊：一种互惠性。其中的互惠性像容许透支的信誉卡，有时间与额度的限制。与之相反的是爱。但爱有自身遭遇分解的逻辑。分解已经不是一种秘密，而联结，才是一个秘密。常常不是邻近性之间的联结，而是置于距离、间隙以及中断的连接：像星座那样连接。

　　当一个人在爱，他就是接受了某种律法，一些事情是无法去做的，否则就带来了内在的惩戒；当他不爱，律法就无效了，他可以做许多事情而不受内在的折磨，他就重新获得了没有戒律的自由。不爱，甚至是仇恨，使人们可以做一切而不受内在的惩戒。

　　当你体验着生命下沉的状态，感受着生活在失去动力，写作也变得茫然的时分，你巴望着看穿眼前这片雾霾漫延到了哪里；在生命走进低谷的时候，在某些昏沉沉的缝隙里，你偶然窥见这个秘密：或许这一切都是一种隐秘的修行。

　　分解、分离、间距，并非仅仅是一种负面价值与效果，主体与自我之间的距离，即自我的内在间距化，扩大了自身经验与理解力的范围，其中有着一种关于容量、体积的概念，也是一种客观性和一种复杂性的概念。分解、分化、分离，或间距、距离化生成了一种与主体有关的空间性。然而这是一种主体自身能够以某种方式跨越的间距，而非精神分裂。

　　偶遇，邂逅，这是世界的瞬间形象，是生活的偶然性。偶然、偶遇，显现了自由的秘密，美的秘密。对此偶遇感到不满足的人企望把偶然变成永恒，让瞬间停顿，这就是焦虑的根源。人唯有在艺术中可以做到这一点。

　　如果每个人都是一个小世界，爱就是期望建立一个小小的联邦。爱就是一个最小的民主共和国。这个小小的联邦唯一的法律就是爱，唯一的政治话语或民主形式就是爱，而经济生活仅仅是爱的承诺中的一些无论如何都令人感到富足的物质符号。在这个小民主联邦内，每个人都被允许做某些时刻的君主、某些时刻的仆从。只有在这个小联邦内，每个人都生而自由、生而平等。

　　爱就是一个不断在破灭的小小理想国的神话，爱又是一个总是在一代人又一代人中复活的政治神话。

　　爱，或者人间最小的民主共和国之中隐含着这个世界最高的政治原则，然而却不能直接运用到公共领域或国家原则中，爱，牺牲，关怀，善意，奉献，忠诚，以及伴随着这些情感的热情与激情……这些在最小最美的共同体中无比合适的法则，一旦运用于公共生活就是一场灾难。无数的暴君向臣民要求爱的原则。人们既无法忘却爱的共同体所启示的真理，又无法不经中介地将这一真理运用于社会生活。

　　在爱的初始阶段，《追忆》的“系列法则”撕裂了一条无法弥合的裂隙，一种原型或观念的形象与符号是异常多样化的，“甚至是在某个被爱的人身上被多样化”，“爱的重复是一种系列性的重复”，符号或形象的系列通过其微小的差异与相似性向原型靠近。系列法则意味着，被爱的人属于一个原型构成的群，而她或他尚未在其中个体化。既然另一个人也可能体现这一原型或观念，“存在着一种无疑是相近的本质的混合和融合，对于这些本质，主人公几乎是同样易于接受的：‘对于我来说，每个人都包含着属于他人的本质的某种事物，正如第一天那样。’”对他来说，“不再是个体性，也不是细节，而是法则，是宏大的间距和广泛的普遍性”。(德勒兹《普鲁斯特与符号》)

　　这里指出的是意义与符号、观念与形象的单一对应关系的不存在。独特性与内在性，需要提出新的论证或辩护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