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手枪之后我有了飞机。飞机从毛毛家阳台上抛出，折戟于中南新邨西侧(18号属于这片现代公寓式新里最西头的门号)上海交响乐团大草坪边上的柏油道之后，我又有了一只棕色小熊及两打以上别的玩具。有许多玩具，坏了，在那间我认为专属于我的“壁橱”堆放着，直到我们家搬离中南新邨，它们还在那里又待了一阵子。

　　塑料手枪之后我的一系列玩具里，我最喜欢的恰好不是一件玩具。那是从我妈妈的梳妆箱里找来的一面小圆镜子，镶着铜边，背面另有一块玻璃，形成镜框，夹在里面的是背景绿盈盈的五彩古装小姐，崔莺莺还是祝英台？要不然就是林黛玉。在我家的方阳台或周家的长阳台上，有时候也在盖上了油毛毡屋顶，成了厨房的北阳台上，我和毛毛花了点时间，钻研如何用这面小圆镜子反射太阳光。

　　它成了我们的探照灯。那片月亮大小的光斑，没办法投向东面的17号，但可以掠过17号正对面的9号，移向更让我和毛毛感觉神秘的10号。隔着条小弄堂，后门洞对着18号院门的中南新邨10号几乎是空楼，只有三层那个跟我家相应的手枪形套间有一户人家。偶尔，10号三层楼梯口朝北的那扇窗打开，一个浅色头发的小姑娘会探出脸来——这成了我和毛毛的大好时机，小圆镜子一转，探照灯直晃她的眼睛。像是为了添加10号的神秘感，小姑娘的反应是立即缩回。这样，小圆镜子反射的太阳光就只好透过10号的另几扇北窗，草草去探照那几间空屋。

　　西面的交响乐团总是被反射日光的探照灯忽略，因为我们总也找不到投在大草坪上的那片月亮大小的光斑。我们的注意力很快投向了18号后面的25号。一般是近黄昏时，当夕阳照在二三楼之间楼梯折转处的北窗窗台上，我和毛毛就会挤在对位于10号那个浅色头发的小姑娘张望的位置，像她面对隔了条小弄堂的18号一样，去侦察对面的25号。小圆镜是我们必然的法宝。

　　25号整个住一户人家。“资产”——从毛毛的哥哥姐姐嘴里，也从带我的保姆嘴里，我不止一次听到对那户人家这样的称呼。我跟毛毛的探照灯会照向25号院子里为夏天的晚饭摆开的八仙桌，阳光被小圆镜反射到桌上的镂花玻璃杯，令金黄的啤酒颜色更迷人。不过，我们喜欢将投出的反光像舞台追光般跟踪紫膛脸老太太，她声音很大，讲那种有时候能从收音机的滑稽节目里听到的宁波话。她也许是25号的大家长，却更像个管家，一会儿靠在25号三层的阳台，朝院子里俯瞰，喊着什么，一会儿又出现在三楼另一间房间的窗前，没过多久，我和毛毛又能看见，她在25号二楼一扇向着18号敞开钢窗的房间里。终于，太阳沉沦的那一刻，她坐在了院里的八仙桌前，跟她的儿子儿媳在一起……我们在她硕大的身上和紫膛脸上晃动的那枚光斑月亮，她毫不在意，或根本没察觉，这让我和毛毛有点儿侥幸，也很失望，于是我们就越来越肆无忌惮地用小圆镜探照灯专门去挑衅25号。

　　那面小圆镜子，不知怎么搞的，后来到了毛毛的姐姐那儿，装进了她帆布书包的小夹兜里。有一天吃过晚饭，毛毛做中学校长的爸爸和做机关干部的妈妈，一派领导亲切视察的模样，带着毛毛的姐姐走进了我家的手枪形套间，把我妈妈的小圆镜子又交还到我妈妈手上。在我的记忆里，这是隔壁周家的大人唯一走进我家的一次。

　　周家的大人根本就不到邻居家串门，也不让他们的孩子串门。只有毛毛来我家跟我玩。更多的时候，是我去隔壁找毛毛玩。他们家的五个孩子住那间带一个窄长阳台的房间，二十多平方米，有一张吃饭的方桌，几张凳子，再就是单人木床和双人铁床(跟我家一样，家具大多是从单位租来的，钉着有编号的小金属牌)。在毛毛家，我最要去的地方是阳台，可以从那儿一览无余看到交响乐团的大草坪全景，要是交响乐团夏夜放映露天电影，他们家的阳台就成了绝佳的观影包厢。我还热衷于玩耍他家房间壁角的好几个老鼠洞，我看着——尽可能参与——毛毛的几个哥哥用粗黄的草纸卷成小纸棍，点着，吹阴它，让它冒着烟伸进其中一个老鼠洞，不一会儿，另几个老鼠洞就都会冒烟。我们听到，常常是想象，洞中小老鼠在熏烟的包围圈里吱吱乱叫，被呛得流着眼泪乱叫，我们套在老鼠洞口的广口玻璃瓶，却从没有迎来过半只小老鼠。

　　还想继续趴在壁脚再看个究竟，带我的保姆却跑来把我从毛毛家拽回，一边用她的家乡话(其实也是我的家乡话，而我却不曾学会一句)哄人：“小囡就要像小老鼠样听话，就算烟熏得来一塌糊涂，照样弗出洞。”这个三十岁出头的保姆来自我爸爸的老家，吴江芦墟，那地方紧贴着上海青浦。许多年后我妈妈讲起，有一回抱着我跟保姆聊天，保姆说：“乡下么伲就住倷房子呀。”(伲：吴语，上海话，意为我、我们。倷：吴语，上海话，意为你们。)我妈妈想了一会儿——原来这保姆家以前是我爸爸家长工……

　　被保姆拽回，无非去经历强制性喂饭的折磨，去经历为了吃几口饭而牺牲掉玩耍之乐的人生悲剧——至于吃饭的乐趣，我至今未能有深刻的体验，我是说吃饭这件事情，从来也不会让我像玩耍那样神魂颠倒。比强制性喂饭更折磨我的是强制性睡午觉——关上门，拉上窗帘，黑洞洞地陪在我妈妈身边睡午觉。只要有演出，每天下午四点，我妈妈就得赶到戏院去化妆，夜戏散场后消夜，回家总在将近零点，还要兴奋地跟我爸爸摆演出情况，不到凌晨一二点不会入梦……所以，午间这一觉对她来说就格外要紧，马虎不得。那么我陪在她身边实在压抑，一心想着再去找毛毛玩，根本就不想睡，睡不着，却溜不出去，而且在她身边不许有半点动作声响。有好几次，我的反抗吵醒了她，结果遭到斥骂，恶狠狠的，还打了手心(唯一为这件事打过我手心)。长大后我强烈杜绝睡午觉这种不良行为，显然跟这一“创伤性记忆”大有关系。

　　“社教运动”转向斗争阶段。1964年秋天，带我的保姆回了乡下——我对这个保姆的记忆，止于她用家乡话说“原子弹爆炸”的夸张表情……我妈妈和毕业后留在上海音乐学院任教的我爸爸，随各自单位派出的队伍到上海远郊搞“四清”，一去几个月，大半年，很少能回市里。

　　我被送进了华山路上的中国福利会托儿所，全托，而且礼拜六还往往没人会来接，我就只能跟着一个托儿所阿姨，在她家里过礼拜天。我记得我像是被蒙骗着进了托儿所，进去时见一群小朋友正在草地上追逐从阿姨手上的镜中反射的太阳光斑，所以就兴奋地加入了这个我熟悉的游戏。游戏结束，送我的爸爸和妈妈已经不见踪影。这应该算是小老鼠真的出洞啦——缩在托儿所大房间夜半许多被窝的某一个被窝里，看街头掠过的车灯将长窗格影子从天花板这边移向那一边，我竟哭着第一次想念起中南新邨18号来了。很可能，我觉得家里那种压抑的午睡不算什么了，托儿所的睡眠(晚间和午间)才真的压抑……有所欣喜的是，突然，比如说，在一个不是周末的午间，我妈妈或我爸爸出其不意地现身在大教室门前，把我接回中南新邨——我那种兴奋，比过节还要大喜过望！我会被带去看最新的美术片(《半夜鸡叫》或《草原英雄小姐妹》)，去淮海中路上的六一儿童商店买玩具和衣裳，会被带去吃其实是我妈妈最喜欢吃的城隍庙宁波汤团、鲜得来排骨年糕……

　　回到18号，我扮演一只新的小老鼠——那是童谣里的小老鼠， 我刚学来不久——托儿所的阿姨，曾将我变成那样一只游戏里“上灯台，偷油吃”的小老鼠，骨碌轱辘古陆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从积木搭成的斜坡上滚下来。所以，又到了午睡时间，我立刻就从手枪形套间那张才从乡下买回来不久的棕绷床上骨碌碌滚下来，又轱辘辘转过毛毛家门前，古陆陆出现在二楼李家的大衣镜前，然后，咕噜噜噜噜噜噜噜连滚带滑从二楼楼梯口直到底楼凌家院子的玉兰树底下……

　　自托儿所，我还将另外一支歌带回了18号，那差不多是从托儿所阿姨放映给我们看的某部东欧(波兰还是捷克？)电影里歪曲而来，却也说不定来自那个留大鬓角、穿火箭皮鞋的小朋友家长，不妨算作我最早的诗。我总是乐意把它唱给18号里的每一个人，赢取赞扬或一粒糖。凌家院子的玉兰树下有一只铜脸盆，里面游着两只巴西龟，我想，在我蹲下来跟它们玩耍之前，就像在托儿所跟新认识的小朋友玩耍之前的那种仪式，我也该为它们唱一唱吧——歌词全都是上海话发音，第一遍快速高昂，第二遍的起首句慢速低徊——

　　蛋挞面包甜来

　　摆了砂锅里伊矣

　　烘一烘

　　蛋挞……面包噢……甜亦来……

　　摆了砂锅里伊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