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0号底楼杂草丛生的院子里，出现了最大的惊喜——密密一排栀子树后面，院墙上有个足够让我跟毛毛钻过去的大洞！洞那边，是交响乐团的一排栀子树，栀子树面前的柏油道，柏油道那边的一大片草坪……以后，每当交响乐团放映露天电影，我跟毛毛就会像《地道战》(1965年的新电影)里的假武工队员给日军带路那样，带着中南新邨里几个跟“野蛮小驹”差不多大的小姑娘，钻过10号院墙上的这个洞……凭着这个洞的发现，不久也换来了“野蛮小驹”和我跟毛毛的和平共处——平脚短裤不再有被扯下的危险。不过我跟毛毛，始终都没有加入“野蛮小驹”的行列。
中南新邨22号也像是整个都空着。从它院墙里伸出来，弯垂向小弄堂的几根石榴枝，曾经引来我跟毛毛，还有弄堂里许多孩子的一次次跳跃。一天下午，22号那扇常年关着的木头院门被打开了半扇，我跟毛毛踅进去，站在院子里(没敢迈上几级水泥台阶)，透过已有些锈坏的落地钢窗，看到底楼那间大客厅里站满了人，主要是老人，一声不吭，长时间地朝挂在西墙上的一幅毛主席标准像低头请罪。可以猜到，这里面大概就是中南新邨的全体坏人了，那时候他们被叫作“坏分子”(可能稍稍好于“反革命”)。在表情阴沉的一排排沉默的面孔里，我认出了25号那个喜欢大声讲宁波话的紫膛脸老太，还有——很有点震惊——18号二楼吴老先生的那个鹰钩鼻(对他的称谓，于是立即改口为“吴老头子”)……
这足以解释，为什么在18号的汽车间门前，吴老头子和吴家阿婆要往一只熊熊燃烧的大号锌铁皮桶里扔进一本又一本书？这足以解释，为什么对面25号的紫膛脸老太一家，不久后空出了底楼和二楼的房间，住到三楼，后来甚至缩到了小小的手枪形套间？也没有人向我解释一下：18号三楼我家和毛毛家合用的那个卫生间里竟也出现了一只锌铁皮桶，周家的大人朝里面扔书去烧的时候，我爸爸何以也从我认为专属于我的那个“壁橱”的斑竹书架上，抱了一堆书和谱子扔进火里。
另一个下午，我去隔壁找毛毛，却遭遇了大为惊异的场面——毛毛父母住的那间房间里，橱柜门和抽屉全都大开，满地是凌乱的书报什物，毛毛做机关干部的妈妈低头站在屋子中间的小板凳上，周围站着十来个陌生人……楼里的家家户户都关上了房门，直到抄了毛毛家的十几个陌生人，跳上停在18号后门前的一辆解放牌卡车离去。当天晚上，很晚了，有个瘦高个子的中年人被人追着跑回中南新邨，直到小弄堂，追他的那些年轻人投掷出最后几个墨水瓶和砖块，这才收住了脚步。被追的那个人浑身淋满了红墨水、蓝墨水和黑色的墨汁，他奔进18号后门洞，大家看到，他竟是毛毛做中学校长的爸爸……
毛毛家的门关了好多天。才刚启动的弄堂宇宙探测也只好熄火了。
忘了是在这之前还是之后，以一时不被管束的顽劣和不能不受到感染的造反精神，我和毛毛曾壮胆去“冲击”过一回吴老头子。由毛毛带头，我们挺进二楼吴家——或许因为好奇和气恼于只有他家才从早到晚永远关闭着——用力转动球形铜把手，推开那扇厚重的木门，我们闻到了一股异香：这味道要是被记忆保存到现在，我大概能分辨其中的瓶插栀子花味道、印度香味道、雪花膏味道、白丽皂味道、故纸堆味道、绸缎和樟木箱混合的味道，也许还有将被晒干的文旦皮和已经衰耗变质的香肠味道……室内光线近乎昏暗，毛毛大概也跟我一样，并没有看清里面是一副怎样的景象。不过我们看到了吴老头子，正一脸不高兴地朝我们走来，我跟毛毛立即拉开了手上的橡皮筋，朝他弹过去——慌忙完成这组也许即兴，也许预先准备好的造反动作，我俩赶紧撤退，缩回了18号三楼。
实际上，弹出那两根从我妈妈的抽屉里偷来的橡皮筋，我和毛毛就被自己的壮举给吓坏了，逃回家里，惊恐地等着吴家阿婆找上门来跟大人告状，等着被大人臭骂一顿。还好，没有出现任何后果，几天后吴家阿婆见到我们，好像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一样，分了两颗粽子糖给我和毛毛……这次“冲击”以后，我甚至可以偶尔到吴家玩一下了。
四十多年后(我家早已搬出了中南新邨)，有一回我爸爸递给我一篇《书城》杂志上吴亮的文章：“你看看这写的是不是过去二楼的吴老先生呀？”——原来这个曾被我们袭击、名叫吴襄芸的吴老头子是吴亮的祖父！很可能，那时候有一天，我在小弄堂里见过的一个朝18号走来的大头男孩，正是后来的著名评论家——读了他那篇文章，我才终于辨清了在记忆的昏暗光线里模模糊糊的吴老头子屋里的景象。吴亮写道：
祖父有两只一模一样的鸡翅木立式书柜，并排放，进房间就能看到。书柜的玻璃门是垂直的，要打开，先得用两只手抬起玻璃门，把它轻轻送进滑槽之后再推进去。……在书柜的远端，靠窗那边，祖父躺在宽大的床上打盹，盖着一条厚厚的毛毯……
这提醒了我，等到开始读小学，有几次我也仿佛费劲地托起过那两只书柜的几扇玻璃门(它们更像上悬窗)。我那时候对吴家书柜的兴趣实在要比对其中那些书的兴趣大很多，反复研究过藏在书柜门深处的机关，有一次硬是把一扇书柜门给弄脱槽了，急出一身汗，花了很大的工夫这才装回去——吴老头子的确并不来过问，只管打瞌睡。
大串联期间，作为“保守派”的我妈妈竟然也趁机到北京去逛了一圈。某一天一觉醒来，我发现家里多了两个大人，孃孃和姑夫，笑盈盈正俯身看着我。他们在上海铁路局蚌埠机务段供职，南京还没有建起长江大桥的某一年，利用工作便利，曾让一个同事(我叫他小刘叔叔，他有一根手指断了一截)带我乘火车去过蚌埠他们家，一个星期后再把我照样送回上海——我有火车被分节排在摆渡船上过扬子江的印象：望进贴近的另一排绿皮车厢的窗口，见一个小姑娘，穿花点罩衫，碰翻了小桌上一口大号的搪瓷茶缸……大概也是趁大串联之机，孃孃和姑夫躲到了上海。然而很快就有大字报大标语追杀进中南新邨18号所在的小弄堂，于是，身背“特嫌”问题的我孃孃(曾做过苏联铁路专家的翻译，俄语专业的她，在造反派看来就约等于“苏修特务”)和姑父，在手枪形状的我家没打几天地铺就赶紧“滚回去”了。这个插曲里的另一个小插曲：我妈妈连带着遭一张莫名其妙贴在弄堂里的大字报揭发，说她是日本特务——估计因我妈妈名“东珍”，而川岛芳子又称川岛东珍——还好那个川岛浪速的养女，1945年就被处死在北平监狱了。
那个夏天，据我爸爸的回忆，他在音乐学院党委宣传部的写作组里，一半受骗、一半被逼蹚浑水，遵命熬夜，浪费才智，违心写批判文章，积攒负罪感。到了晚夏，从乡下打来一个电话，告知我爷爷去世的消息，死因不明，事由不清，没有说法。我爸爸硬是被校党委书记“劝阻”，无法奔丧……不久，他下决心“自己解放自己”，离开了学院的那个写作组。十几年后，当我爷爷被“平反昭雪”的时候，他身负“右派”和“历史反革命”之罪，被从山东《大众日报》遣返回乡，1966年9月投河自尽的那些细节，才对我爸爸和妈妈有所披露。而在我将近五岁的时候，好几个炎热的秋老虎之夜，邻居们还是都要到弄堂里乘风凉，我爸爸却坐在家里的写字桌前，拉悲哀的二胡曲，也不开灯，我记得，只有稀薄的月光，透过阳台的落地钢窗映照进来……他大概以此排遣怨痛吧，就像他入睡前躺在篾席上，会给我和我妈妈讲聊斋故事以排遣怨痛。
我留有另一则关于我爸爸的深刻记忆：他喝得烂醉如泥，被几个音乐学院的同学和同事抬回家来。我特别忘不了(一定添加了想象)，昏暗灯光下几个人抬着他转过楼梯拐角的滞重，一堆人差一点全体跌向二楼，场面混乱……过了那年国庆节，我爸爸跟他的几个同事和学生，也想去北京“串联”一下(出发之前，在我家喝了点酒)，结果他在火车上发病(肾结石)，只得脱离革命队伍自行返回。养病没多久，他又被弄进音乐学院的“牛棚”，监督劳动，写检讨认罪，被押上台跪着陪斗……
这限制了我在中南新邨瞎玩的好日子，但也许更方便我随意瞎玩——我爸爸和妈妈自顾不暇，白天就把我托管给了18号底楼的凌家姆妈。一度我被看守着再不让乱跑，而我也真的没有乱跑——学校里停了课，不再去上学的凌家两个姐姐：莉莉姐和蓓蓓姐，以一盒香烟牌子(绘着刘关张、一百○八将以及王昭君、杨玉环、罗成、程咬金、赵匡胤、严嵩和刘瑾等)，几本小人书(大闹天宫或红楼二尤、牛郎织女或杨家将故事)，种种剪纸刻花的图案，数枚飞鹰牌刀片，几枝彩色蜡笔，下五子棋的两缸围棋子，用于毛主席像和“林副主席”字体“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毛泽东思想”十字绣的塑料纱和各色丝线之类，一下子就把我吸引得团团转，变成了成天围绕她俩的一只“跟屁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