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高大勇猛从陈集到孙河到唐集无人不晓，力气无敌的堂哥的胸口尽其所能地吸收了三八刺刀的深度。如果刺刀刺进去，不是血流如注吗，可是父亲在叙述这件事时，却说他们后来把汉钊大哥抬回家时，三八刺刀捅出的洞深可见底。

　　他父亲说看到乡亲们就要被日本全杀时，国民党军队开始(赶紧？)打炮，把日本人吸引过去。尚未成家的父亲躲在坟地幸存下来，于是他有了五个儿子，包括这个现在在电梯里与日本人相遇的儿子，此刻表现出对日本人若即若离的姿态。

　　日本人窸窸窣窣在三楼停下。他们可能找吃的去了。

　　父亲说的坟地就是埋葬了他的坟地吗？坟堆替他挡住了日本人的子弹。子弹钻进坟堆的另一头像几只很不安分的钻地老鼠。

　　他十六岁的父亲趴在救命的坟堆下，在寒冬腊月呼气成霜的晚上，吓得浑身大汗淋漓。宋家埋葬完汉钊大哥后，他的父亲开始去寻找可以用刀杀敌的组织。按照宋敬树母亲的说法，她的年轻丈夫是一场赌博输了唯一一件大衣后，一怒之下不想跟赖皮的乡亲继续玩了，正巧新四军发展地下武装，招募了他。

　　父亲说他们偷袭了几次日本人。“杀了日本人吧？”他那么小，期望父亲给一个令人快意的回答。父亲说，大概意思是杀是杀了，付出的代价太大，武装部队倒跑得快，乡亲们遭大殃。他母亲说，她们那个时候动不动就“跑返”(日本人来了就赶紧跑，日本人走了，就返家)。再怎么跑，日本人最终会跑到前头去。她说，在逃难的路人中，日本人不知道她的丈夫是打他们的共产党，不然她和几个孩子早就砍脑袋了。她对宋敬树说，你不怕死的二哥还上去摸一个日本人的一九式军刀。日本军官摸摸小孩的头，骑上高头大马大叫一声追杀大人去了。

　　宋敬树有股冲动一直想问他母亲，妈，当时你怎么没有让日本人抓走？是他的母亲很丑，日本人根本就看不上，还是他的母亲长得其实还好，但看在她带着几个孩子的分上(包括两个夭折的)，日本人放过了她？

　　癔症。弗洛伊德。实验科学不会理会它的。癔症没有器质损害的病理基础，解剖学上无法证明其有无。当一个人无法解决他的内心冲突时，就有可能是癔症。现代医学心理学把它当作一种转换，象征性的置换，置换的结果就是坐骨神经痛。相信弗洛伊德，癔症 就存在，如果不相信……嗯，纳博科夫不相信，贝娄也不相信。梅达瓦先生，您的意思很明确，进化假说、电子假说、相对论假说、量子假说、基因假说都得到了实验的证实，精神分析说就不一样了，一百年过去了，它没有得到任何证据。

　　梅达瓦先生，您很得意，您的后天免疫耐受理论就是得到了证实，还因此获得了诺贝尔医学奖。还有，布鲁姆先生，您干脆骂弗洛伊德是现代人的萨满教教头。梅达瓦先生，您说精神分析是二十世纪人类思想史的一件最大最悲哀的事件，至于我父亲的坐骨神经，那一定是有病理依据的，如果没有，那是因为我们全家当时没有全力去获得这样的数据，您的意思是，如果我们没有极力去寻找这个证据，反过来说没有这个现象，这就是刻意的隐瞒。

　　您认为，如果我们愿意，我们可以让父亲服用一些抗狂躁抗抑郁的药物。梅达瓦先生，请您和我看一眼这盐城的夜景。七十多年前，我的父亲一个人提着枪，在十二月的风雪之中，跳进大河，扑到对岸，逃避国民党军的追捕和射击。那时的冰冷与撞击，是否与他晚年的坐骨神经痛有关系？就像一个中国女人在月子期间的调理不足在几十年后才表现出长年累月的头痛与臂膀处无迹可寻的风痛？

　　“我汉钊大哥！”

　　他的父亲说起他的堂哥，充满敬仰之情，毫不在乎他没两个回合就让日本的三八枪大刺刀捅透的事实。汉钊一定做过几件了不起的事情，或者他为人豪迈、正直，让父亲事隔几十年依然满怀崇拜。如果不明白，他不久可以亲自去问他父亲了。

　　他暗笑。当面。两个老头，或者他依然是个孩子。他要选择什么样的年龄呢，在另一个世界的父亲面前。

　　他到大厅等她。他不会站着等。他找了个比较遥远的服务台对面的沙发群的一张单体上坐下。客人不多，和他刚进来时登记时是两种情景。

　　他已经有三年没有见过即将进来的女博士。哪怕在三年前，他们的做爱经验也不多。是的，是他先去接近她。一次关于现代悲剧的研讨会，就在戏剧学院的佛西楼里。他去参加那个会议不是他受到邀请，而是他很惊讶为什么他后来的二十几年里的写作，一直不敢与社会上的各种势力诸如艺术派势力、消费派势力、环境派势力、残酷派势力、轻松派势力公开对抗，埋头进行悲剧写作。

　　也许他的内心是悲剧的内心，可是他回避它。也许不是。他想讨好人，讨好剧场，他有许多独到的技巧，技巧保证了他源源不断的额外收入，如果作为教授的收入是分内的话。她的出现让他惊呼生命的奇迹与不可思议。

　　她是素凤吗？她坐在第二排，回廊边高挑的门窗旁，德国人遗留下来的红砖墙下。他故意走过去，看她的来宾牌，和素凤既没有语音上的重合，也没有构词学上的暗示。他并不在意后来的会议集中火力猛轰戏剧的堕落与无力与悲剧的关系，他等待茶歇，直接走到她的跟前。

　　他问她是否有亲戚在闽南，或者她曾经在闽南住过。她说她是地地道道的河南人焦作温县，北望太行，南临黄河，后来到苏北盐城工作。晚餐是他请她到美丽园酒店。他不想聊戏剧，但还是回避不了她对戏剧研究的关切，而她的关切主要还是关于论文发表方面的，她问他不知有没有关系帮她发表论文，她的职称需要几篇像样的杂志上的版面。她告诉他，她第二天就要走了，他提议这个晚上他们就在美丽园住下。她闪亮着眼睛，有点惊喜地答应了。她不是说好，而是笑起来，没有反对。

　　那个晚上他表现得不好，她似乎并不失望。过了几个月，她路过上海，他们又度过了一个晚上，那个晚上，他的表现好多了。很有可能那个晚上他们很好地讨论了悲剧。

　　威廉斯先生，我盗用了你的观念，你认为悲剧是人的能力的限定造成的，是一位英雄和一位受害者的距离，但在转述你的观念时，我开始变得不再同意你的观念了，因为我发现，悲剧都来自于假设，假设这个人有理想。我们赋予这个人有理想，是理想这个词给了我们某种美好或者信心式的东西。但是对此，我变得小心谨慎了。

　　我终于明白，我为什么不会献身于悲剧写作了。我对人们的动机的理想性难以信任了。这倒不是说我对人失去信心，这与信心是没有关系的。她入神地盯着他，听他的貌似激动的高论，记录了下来。她后来发表的论文他看了，里面有一大段是他原封不动的话。他很高兴她这么做。他很高兴他们的共同经历和佛西楼联系在一起，一百多年前德国人被法国人赶出茂名南路在美丽园建下的这个贵气建筑，成了他们不会再有太多时间厮守的沉默见证者。

　　她欺骗他的。她在温哥华的。也许她真的在温哥华。

　　好吧，温哥华。恨意与嫉妒。与她无关。和托尼·库什纳的相遇有关。那时他在温哥华，住在一个朋友的家中。这个朋友住在他儿子的家中。这个宅子其实是朋友儿媳的弟弟的，据说那位弟弟在米兰开公司，不想回了，现在就签个赠予合约。而他朋友儿子近期回中国交涉与前妻杂事。朋友得知他在波特兰、塔科马和西雅图之间晃荡，便邀请他到温哥华。

　　正巧，库什纳也在温哥华，这位有着磅礴之势的当代剧作家，带着他的一出新剧温文尔雅地到伊斯莎白剧院。

　　那出戏叫什么来着？他现在记不起来了。也许是他精神状态不好，头顶总有被东西盖住似的感觉，直到看完戏，他都没有提起精神。戏结束后，剧院大厅一侧里的库什纳正与观众交流。

　　库什纳戴着他一如既往的圆镜框，笑起来长长的门牙展现他身为一个感性人的形象。有人想跟库什纳合影，他笑着解释说合影的环节还没到呢，最好把流程走好，于是笑声四起。宋敬树，那时他的躯体身处温哥华，外面中国人感觉和印象中的那种夏天正在离开，他想，瞧，那就是那个《天使在美国》的剧本的写作者。那个用恶棍来连接起国家主题的美国剧作家，这个连接就是艾瑞克·霍布斯鲍姆这样的一流的历史学家都没有好好地想起过，他只是提到那个恶棍在病床上时里根总统和南希夫人发来慰问的电报，可是他死的时候，白宫不作声了。库什纳抓住了这个历史细节。他抓住了。他抱住那个恶棍紧紧不放，铸造了他剧作的擎天大柱之一。